1968年9月21日清晨，戈壁深处的巴丹吉林沙漠上空，腾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，这不是第一次，却足以让所有见证者心跳加速。就在这股冲击波尚未散尽之际，京城中另一股看不见的暗流也在悄然涌动——第二炮兵司令员人选，临到更迭的关口。谁来掌好这支“长剑”的舵，成了摆在中央军委案头的当务之急。
导弹部队自1966年7月1日挂牌“第二炮兵”起，便带着极强的战略烙印。它诞生于公安部队机关与炮兵导弹部门的合并，又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，肩负起核反击这一极端凶险却又无可替代的使命。短短几年，这支部队便要换帅，而当时的司令员杨俊生少将即将调回北京卫戍区任职，空缺立等需要填补。
周恩来总理那阵子日程紧到分秒，仍亲自把关接棒人选。他翻阅档案、比对战功，最终把一份提名交到毛泽东案头：张翼翔。毛泽东皱了皱眉头，放下手中的铅笔，抬眼问道：“他能行吗？”屋子里一时静得能听见钟摆声，随即推进了这位“虎将”与“导弹”之间的缘分。
张翼翔听到任命的风声，是在铁道兵司令部的办公室。那时他正为一处难啃的山区隧道设计图纸批注，煤油灯摇曳，映着他方正的脸。“首长让你去接第二炮兵，你怎么看？”助手低声问道。张翼翔沉吟片刻，“组织需要，哪能推辞？打仗也好，修路也罢，总得有人扛着。”话音不多，劲头已现。
若把镜头往回拉十多年，会见到另一幅寒风凛冽的画面——1950年底的长津湖。时任第20军军长的张翼翔，率部在海拔千米的冰天雪地里关门打狗，一举斩断美陆战第一师的退路。那次战事惨烈至极，零下三十多度，钢枪与人皮同样冰冷，子弹横飞，血迹却能在风中瞬间凝固。张翼翔却在最前锋用望远镜搜寻敌影，指着地图低声吩咐：“让他们进来，口袋准备收口。”
数小时后，密林里霹雳般炸响，志愿军将士从雪窝子里扑出，把嚣张的王牌师切成数段。29日夜，德赖斯代尔特遣队被彻底包围，求和电波焦躁地在空中穿梭。美方联络官一手高举白旗，一手拿电台，颤声喊道：“我们愿意停止抵抗。”这句记录在案的台词，后来成为西点军校研究“长津湖败因”时的经典素材。
战后统计，张翼翔指挥的20军以单薄棉衣、步枪加步炮的装备，打残了美陆战第一师，创下志愿军建军史上罕见的全歼美军一个精锐团的纪录。毛泽东得报后，给彭德怀连发数封电报，盛赞九兵团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伟大战略任务”。自此，“猛虎”之名便紧紧贴在张翼翔肩章上。
回国后，张翼翔并未即刻得到解放军高级将领常见的军区司令配置。1952年，他先是就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参谋长，随后调入总政学习、进入军事学院深造，又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，再到总参军训部主持训练条令修订，可谓一路从沙场闯进书房。有人形容他“能战也能写”，可他自己却常常摇头：“写文章不如打仗痛快，可离不开。”
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，国际形势骤变。中苏裂痕撕开，美国与苏联两强手中皆握核剑。为了确保战略安全，中国决计加紧建设可独立行使战略威慑的火箭部队。此时，第二炮兵尚处“起步跑”阶段，导弹型号杂、保障设施稚嫩、基层条令五花八门，最缺的正是既懂实战又懂大兵种建设的统帅。
在周总理看来，张翼翔的多线历练恰补这一空白。铁道兵时期，他推动“边打边修”，让千里运输线在枪炮声中贯通；总参军训部时期，他主持制定了第一套代号“70-2”的合同战术条令，把导弹、空军、海军信息纳入整体合成框架。抽刀断水式的行文风格，体现了他既重实效又不失原则的行事轨迹。
不过，毛泽东的顾虑也能理解。导弹部队是全新领域，火药味虽淡，技术门槛却高。张翼翔半生与步兵、铁道兵打交道，指挥炮火如同指挥合唱，但要统御科学家和工程师，得换一套语言。会不会“外行领导内行”？这是毛泽东暗暗权衡的问题。
为此，周恩来递上一份补充说明：张翼翔在七机部任负责人时，屡次深入戈壁试验场，与钱学森等专家彻夜研究弹道曲线，甚至连高温隔热材料的细节也能复述八九不离十。更关键的是，他懂得尊重科技人员，敢于为他们担责。周恩来写道：“其人果敢，善于学习，能团结科技队伍，尤为难得。”
“既然如此，就让他去试试。”毛泽东在文件首页写下“同意”，笔锋遒劲。自此，张翼翔在1969年秋天挂牌成为第二炮兵第三任司令。
就任那日，张翼翔来到北京东郊一处保密基地，第一次检阅列队的官兵。他没有讲长篇演说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是共和国最后的闸门，要坚硬，也要藏得深。”军号声紧跟着刺破长空，全体官兵哗然应声。
上任三个月后，张翼翔即着手解决“枪弹不配”的沉疴。那会儿，各试验基地承接型号五花八门，训练教材更是五六路版本并存。张翼翔提出“先定战法，再定训法；先整观念，再练技能”的思路。有人觉得他“老步兵”不懂复杂技术，私下议论。张翼翔笑而不语，直接跑到“东风二号”的测试坑道，一待就是十几天，用满是油污的手撰写下整编方案，连技术员都佩服这位老将军不是来“走场面”的。
1970年春节，当全国仍在谈论登月计划时，第二炮兵在某地海拔两千米的试训场完成“二炮首次高原寒区点火”。技术骨干事后回忆：“老司令蹲在雪地里盯了六个多小时，头发都结了冰。”这次试验的成功，为后续强化高寒机动作战奠定了数据基础。
紧跟建设步伐的，还有思想政治工作。1960年代末，军中政治空气极为复杂。张翼翔的办法是“三同”：同吃，同住，同训练。晚上熄灯后，他常挤在学员宿舍里聊家常，有时还幽默自嘲：“我这老头子也得学导弹，否则真成了摆设。”这种作风，让许多年轻军官放下戒备。次年，第二炮兵院校迎来扩招，科研单位迎来一批本土大学毕业生，学而能战的氛围逐步成型。
1971年，九届三中全会后，国防现代化重新提速。第二炮兵受领了一项空前艰巨的任务：在西北建立首个战备值班导弹旅，确保关键弹道可覆盖特定战略方向。时间紧、基建难、气候恶劣，外加技术封锁，几乎人人都在暗暗捏把汗。张翼翔却提出“以战备为纲、边建边练”，要求分两批进驻：先把射手带进去，后上弹，再建营房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还建议将旅部宿舍与技术库房间距不超过五分钟步行，以缩短应急点火流程。这个建议当时被不少人认为“想当然”，可二十年后战略导弹部队沿用的依旧是这套“近驻近藏”原则。
前方热火朝天，后方的政治博弈也并未消停。1973年冬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，有人质疑第二炮兵的“独立兵种”定位，主张将其合并进炮兵建制，理由是节约编制、便于指挥。七上八下的讨论中，张翼翔只说一句：“核大棒握不好，要害的是自己。”沉默之后，会场无异议。
1975年春，结合全军干部轮换精神，第二炮兵再次换帅。张翼翔被调往军事科学院。离任那天，他站在阔大的发射营区回望，给年轻参谋拍了拍肩：“别让我丢人。”列车启动，他没回头。
更换岗位，并未削弱他对导弹事业的眷顾。身在军事科学院，他主持的第一项课题便是“常规与核兼容运用研究”，试图为战略导弹寻找更广阔的作战纵深。那时，国门外的风声渐紧，洲际导弹试验迫在眉睫。他常说：“对手上桌子拍的是拳头，咱手里若没家伙，说话就会虚。”
1983年初，张翼翔被推举为军事科学院党委副书记，继续钻研信息化战争萌芽期的新课题。遗憾的是，过度劳累加旧伤发作，令这位湘籍少帅健康每况愈下。1990年4月5日凌晨，他溘然长逝，终年七十六岁。后辈整理遗物时发现，他的书柜里夹着一份泛黄的技术简报，标题赫然印着“洲际导弹机动发射平台初步设想”，下方写着潦草却遒劲的批注：“要快，要准，要能打。”
张翼翔留下的不只是战例，也不只是条令，更是一套行军打仗与科技融合的思维方式。今天的战略导弹部队之所以被誉为“王牌中的王牌”，他在奠基阶段的统筹功不可没。
中国式的武备发展，向来不是单纯堆砌器械，而是把战略决心、工业实力与组织艺术一并揉成钢铁之矛。第二炮兵的成长轨迹，就是这一规律的缩影。张翼翔的故事，说明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：真正的“能行”，往往来自战场血火与实验室灯光双重淬炼，而非一纸履历。毛泽东当年那句疑问式的“能行吗？”在六年后获得了实践的回答。
当年那批拿着尺子和罗盘蹲在沙丘里画弹道的老兵，如今已满头华发。可在大漠深处，推入地下的发射井依旧以冰冷的混凝土壁保持沉默；在崇山峻岭之间，机动发射车的胎印一夜消失于晨雾之下。第二炮兵，这支曾经被外界讥为“有弹无枪”时代的产物，早已用一次次腾空的火焰证明：枪已在手，弹亦随行。
战术与科技的双重轨迹：从步兵冲锋到按键制胜
续谈张翼翔，就绕不开他晚年的两大关注。其一是联合火力概念的雏形，其二是军队教育体系的革新。1978年，恢复高考的锣声刚敲响，他便到北大、清华挑选首批军地联合培养生，专攻计算机与自动控制。有人私下调侃：“老将军不是炮兵出身吗？为何盯着电子管和芯片？”张翼翔在一次讨论会上说得干脆：“未来的战场，信息比弹片更致命。我们不能只会炸对方，更要让对方眼盲耳聋。”
与此同时，他力主在第二炮兵延伸设立“训测团”，专司战技测评。那时经费紧，许多装备靠科研所借测。张翼翔干脆把自己在七机部积累的人脉全部动员，连夜召开联席会：院所提供仪器，部队负责场地数据，成果共享。看似简单的条约，却让导弹系统的可靠性测试周期从原先的三年缩短到一年半，为后来的固体燃料换装抢出了宝贵窗口。
对于战术创新，他更强调“常规化背景下的奇袭”。一次内部演讲，他画了个三角形：顶端写“核威慑”，底边左侧写“常规突击”，右侧写“信息压制”。他边比划边说：“别把核导弹当神像供着，平战一体化才是真功夫。”不少年轻军官记得，这位老首长说话带着湖湘腔调，言辞犀利，却绝不居高临下。
进入80年代，我国战略环境悄然生变，南海、东海局势风云莫测。张翼翔牵头的“岸舰结合打击模式”论证课题，提出了“岸射、海突、空拦”的组合拳思路。虽然技术条件尚未完全具备，但他的预判为后来的反介入/区域拒止理论提供了早期蓝图。国防科工委多年后复盘时承认：若非当年的预案，很多型号的技术指标不会定得那么前瞻。
晚年，张翼翔常去八宝山烈士陵园，站在老战友陶勇、宋时轮墓前，沉默良久。随行警卫回忆：“他从不多说，偶尔只嘟囔一句——‘还得练，仗没完。’”这位“虎将”心里的战场，或许永不收兵。
客观地说，张翼翔并非完人。他性格刚烈，对下属要求极严，曾因一次导弹吊装违规当场撤掉营长职务，引来“过于苛刻”的非议；他批示文件常用红笔画圈，弄得秘书们人心惶惶。可正是这种近乎苛求的劲头，让那支尚在襁褓的导弹部队，提前摸索出标准化、系列化的雏形。
如果把新中国的战略武备史比作一部巨著，那么张翼翔不过是其中的“章节”。然而正因为有这些章节，主线才得以完整。1969年的那场人事更替，既是历史洪流的小小波纹，也是后续辉煌的悄然起点。那一问一答——“他能行吗？”“他行”——至今仍被军史研究者当作识人与用人的经典案例反复推敲，不仅在于结局令人信服，更在于背后那份敢于托付、敢于担当的胆识。
今天再读那份任命电报，墨迹已淡，却依旧能嗅到火药与油墨交融的味道。有人说，导弹是冷冰冰的金属，但操纵它的人是有血有肉的战士；工具无情，唯其掌握者的信念注入了鲜活灵魂。张翼翔的经历，是把这种信念写进钢铁的注脚，也是那个年代无数指战员共同奋斗的缩影。
